
1921 年,北京大学的课堂上,胡适拿着《尚书》猛拍讲台。“《夏书》里的夏朝,全是后世添上去的!” 台下学生哗然,有人当场反驳:“司马迁《史记》都写了,怎么会是假的?”
这场争论,不是胡适故意抬杠。彼时的中国史学界,正处在 “信古” 与 “疑古” 的撕裂中。而胡适抛出的一条验证办法,像一把钥匙,悄悄打开了破解夏朝之谜的大门。

那时没人想到,这条看似简单的办法,会让中国考古学家追了一百年。
一、胡适为什么要 “怀疑夏朝”?
1919 年,胡适出版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开篇就把 “夏商周” 的古史体系拦腰斩断。他只从老子、孔子讲起,对夏朝只字不提。
朋友问他:“你是不承认夏朝存在吗?” 胡适摇头:“不是不承认,是没证据不敢认。”
这背后是 “疑古思潮” 的浪潮。清末民初,西方实证史学传入中国。顾颉刚提出 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”,说越晚的史书,把古史写得越详细,夏朝的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编造的。
更关键的是,当时没有任何实物能证明夏朝存在。《史记・夏本纪》写了大禹治水、启建夏朝,可全是文字记载,没有一件出土文物能对应。
胡适留学美国时,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极深。他在日记里写:“史学的灵魂是证据,没有证据,再好的故事也是神话。”
那时连商朝都被质疑。有人说《殷本纪》也是假的,直到 1899 年,王懿荣在 “龙骨” 上发现甲骨文,后来殷墟遗址出土,商朝才从传说变成信史。
这件事给了胡适启发。1922 年,他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公开说:“要证明夏朝存在,就照商朝的办法来 —— 找地下的实物,跟纸上的文献对得上。”
这就是胡适的验证办法: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。简单到一句话,却难倒了几代学者。
二、商朝的 “验证模板”:甲骨文如何救了商朝?
胡适的办法,不是凭空想的。商朝的 “复活”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1899 年,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。医生开的药方里,有一味 “龙骨”。他翻看 “龙骨” 时,突然发现上面有奇怪的刻痕,像文字又不是金文。
王懿荣是金石学家,立刻意识到这是宝贝。他花重金收购,一年收了 1500 多片。可惜次年他就殉国了,甲骨后来落到刘鹗手里。
1903 年,刘鹗出版《铁云藏龟》,第一次公开甲骨文。可没人认识这些字,连国学大师罗振玉都摇头:“看不懂,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。”
直到 1917 年,王国维发表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。他对照甲骨文和《殷本纪》,发现甲骨上记载的商王名号,从太乙到武乙,跟《史记》写的一模一样。

1928 年,考古队在河南安阳发现殷墟遗址。出土的甲骨文中,不仅有商王祭祖的记录,还有战争、祭祀的细节,跟文献完全对应。
商朝被 “实锤” 了!胡适看到报告后,在日记里画了个感叹号:“商朝能这么证,夏朝为什么不能?”
可夏朝比商朝早千年,找证据难上加难。那时的考古队,连夏朝可能在哪都不知道。
三、胡适的办法难在哪?找 “夏墟” 比找殷墟难十倍
1931 年,徐旭生第一次见到胡适。这位后来的 “夏墟考古第一人”,当时还是个年轻学者。他问胡适:“按您的办法,该去哪找夏朝的实物?”
胡适指着地图:“《史记》说夏朝在‘伊洛竭而夏亡’,应该在河南西部、山西南部。可具体在哪,得靠你们去找。”
找 “夏墟” 的难,首先在时间。商朝有甲骨文定年,夏朝连文字都没发现,怎么确定遗址年代?
其次在器物。商朝有青铜器、甲骨文,特征明显。夏朝的器物是什么样?没人见过。就算挖出来,也不知道是不是夏朝的。
1936 年,徐旭生带队去豫西考察。他们沿着伊河、洛河走了三个月,翻了无数古籍,只找到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,没发现任何跟 “夏” 有关的线索。
抗战爆发后,考古工作被迫中断。胡适在重庆见到徐旭生,安慰他:“考古是慢功夫,我们这代找不到,下一代总会找到。”
这一等,就是二十多年。直到 1959 年,徐旭生已经 71 岁,他再次带队去豫西。这次,他们在偃师发现了一处大遗址 —— 二里头。
四、二里头遗址:离夏朝最近的一次?
1959 年夏天,偃师二里头村的农民在地里挖红薯窖。一锄头下去,挖出了一块带花纹的陶片。消息传到考古队,徐旭生立刻赶过去。
他蹲在地里,拿着陶片看了半天,突然站起来说:“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夏墟!”
随后的发掘,让所有人震惊。二里头遗址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,出土了宫殿基址、青铜礼器、铸铜作坊。碳十四测年显示,遗址距今 3800—3500 年,正好对应文献中的夏朝晚期。
最关键的是青铜爵。这种酒器,在商朝早期很常见,二里头的青铜爵比商朝早几百年,造型更原始。考古学家夏鼐说:“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,说明这里有一个早期王朝。”
可问题来了:没有文字。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,只有一些刻画符号,不是成熟的文字,没法跟文献对应。
有人质疑:“这会不会是商朝早期的遗址?” 支持者反驳:“年代对不上,商朝早期遗址在郑州,二里头比它早。”
这场争论,又回到了胡适的办法上 —— 缺了 “文字” 这个关键证据,就没法 100% 确定是夏朝。
五、胡适没说的后半句:验证需要耐心
胡适提出办法后,一直强调 “不要急着下结论”。1930 年,他在演讲里说:“我们现在没有夏朝的证据,不代表将来没有。考古要慢慢来,不能为了凑‘五千年文明’就造假。”
这种严谨,影响了后来的考古学家。二里头遗址发掘了 60 多年,考古队没急着宣称 “这就是夏都”,而是一点点积累证据。
2002 年,二里头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。这件长 70 厘米的 “龙”,用 2000 多片绿松石拼成,龙身弯曲,龙头有眼有角。考古学家认为,这是夏朝的 “国之重器”,象征着王权。
2019 年,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镶嵌铜牌饰。这种器物,在后来的商朝遗址里也有发现,说明二里头的文化传承到了商朝,符合 “夏商更替” 的记载。
还有都城布局。二里头的宫殿在中心,周围是手工业作坊、居民区,有明确的功能分区。这种布局,跟商朝殷墟的布局很像,说明它是一个成熟的王朝都城。

这些证据,虽然没找到文字,但越来越接近胡适的要求 —— 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的 “夏朝特征” 高度吻合。
六、现在能确定夏朝存在了吗?
2023 年,“考古中国” 项目发布二里头遗址最新成果。报告里说:“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,为研究夏朝历史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。”
但学术界仍有争议。有人说:“没有文字,还是不能 100% 确定。” 支持者则认为:“商朝早期也没发现多少文字,不能用文字作为唯一标准。”
其实胡适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1926 年,他在给学生的信里写:“验证古史,不能只靠文字。器物、都城、礼制,只要能跟文献对应,也是证据。”
现在,除了二里头,考古学家还在晋南发现了陶寺遗址、登封王城岗遗址。陶寺遗址有大型城址、观象台,年代比二里头早,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。
这些遗址串联起来,形成了一条从 “邦国” 到 “王朝” 的发展脉络,跟《史记》里夏朝 “从禹到桀,十七君,十四世” 的记载基本吻合。
七、胡适办法的真正意义:不止是找夏朝
胡适提出的办法,看似简单,却改变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式。在他之前,研究古史全靠文献;在他之后,考古成了古史研究的核心手段。
顾颉刚后来回忆:“胡适先生的‘找证据’,让我们从书斋里走了出来,去地下找答案。”
现在,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 通过碳十四测年、器物比对,把夏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2070 年 — 公元前 1600 年。虽然还有争议,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。

2024 年,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馆,展出的绿松石龙形器、青铜爵前,总围着很多游客。有人问:“这真的是夏朝的东西吗?” 讲解员会笑着说:“这是离夏朝最近的证据。”
其实,能不能 100% 确定夏朝存在,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胡适的办法让我们学会了用实证的态度对待历史,不盲从、不臆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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